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备注
始建国
公元9

改国号
为“新”

王莽 8 54 16 69

元帝王皇后侄,父王曼

平帝年幼,王太后临朝,其侄王莽以大司马辅政,于公元5年弑平帝,李儒子刘婴,王莽辅政,自称假皇帝,居摄三年后,公元8年自立为帝,改国号为“新”

天凤 公元14
地皇 公元20
更始
公元23 建元更始 刘玄 23
3

南阳蔡阳人,刘秀族兄,西汉远支皇族

王莽末年起兵,初入平林军,为更始将军,后与绿林军合并,23年称帝,年号“更始”,在位三年,为赤眉军所杀

汉朝 西汉   汉代起初在汉高祖刘邦时根据五德始终说,定正朔为水德,到汉武帝时,又改正朔为土德,后来采用刘向刘歆父子的说法,认为汉朝属于火德。因此汉朝有时也被称为“炎汉”或“炎刘”。
   新的本义是改旧、更新。西汉后期在其中天人感应的五德终始学说支配下,社会政治涌动着一种新德代替旧德的思潮,在这样的背景下,王莽以新德的代言人自居,“革汉而立新、废刘而兴王”,并最终完成“再受命”的代汉过程。汉为火德,为赤帝,王莽为土德,自称是“托于皇初祖考黄帝之后”,依照五行相生之理,土德代火德,意在赤帝传黄帝,天命授之。
建立新朝
   新朝王莽王政君为元帝之后(称元后),生子成帝。成帝时,元后诸兄弟多任官封侯,只有王曼早卒未及封侯。王莽乃王曼之子,元后之侄。他的堂兄弟因是将军列侯之子,“乘时侈靡,以舆马声色佚游相高”;而他因父早死未侯,“独孤贫,因折节为恭俭”。少时受儒家教育,勤身博学。侍奉母亲及寡嫂,抚养孤兄子,都很周到。又结交英俊,侍奉父辈,符合礼仪。阳朔(公元前24~21年)年间,王凤病,王莽侍候甚恭。王凤临终时,推荐王莽任黄门侍郎,王莽于是走上了仕途。
   过了几年,王商及一些名士称誉王莽,成帝便于永始元年(公元前16年)封王莽为新都侯。在此前后,王莽又被连续提升为骑都尉、光禄大夫、侍中。他这时“宿卫谨敕”,“节操愈谦”。常以车马衣裘“振施宾客”,交结名士与公卿甚众。所以公卿推荐,游士谈说,“虚誉日隆,倾其诸父矣”。
   绥和元年(公元前8年),王莽三十八岁时升任大司马。这时,王莽“欲令名誉过前人,遂克己不倦”,聘请一些贤良为掾史,所得赏赐分给下属,而自己非常俭约,其妻“衣不曳地,布蔽膝”,犹如僮仆。王莽为大司马一年,成帝去世,汉哀帝即位(公元前7年),汉新朝:中泉三十外戚丁、傅用事,王莽乃退位,避居新都(今河南新野),杜门自守。
   哀帝于元寿二年(公元前4年)去世,九岁的汉平帝即位,元后临朝称制,以王莽为大司马。王莽自元寿二年再为大司马至于身亡,掌握政权达二十四年之久。
   【安汉公】
   王莽辅政头六七年(公元前1—公元6年)翦除了丁、傅两家外戚势力,“诸哀帝外戚及大臣居位素所不说者,莽皆傅致其罪”。同时,拉拢名儒孔光及其婿甄邯,为其所用。他怕其叔红阳侯王立在元后面前搬弄是非,就让孔光上奏王立“旧恶”,从而遣放王立回到封国。因王莽颇有胁持上下的手腕,于是“阿顺者拔擢,忤恨者诛灭”。汉平帝元始元年正月,越裳重译献白雉一,黑雉二,诏使三公以荐宗庙,群臣便盛陈“莽功德致周成白雉之瑞,千载同符”,要求赐予王莽安汉公的称号。于是拜王莽为太傅,号安汉公。
   【宰衡】
   王莽封禅玉版公元2年,汉平帝十三岁,王莽成功地将自己的女儿推上了皇后的位置。
   陈崇与文人张竦写了一份歌颂王莽功德可比周公的奏章,建议“宜恢公国,令如周公,建立公子,令如伯禽”。公卿方议此事,适值吕宽事起。起初,王莽通过元后,将帝母卫姬及帝舅 卫宝、卫玄等排挤出京师。其子王宇深怕平帝长大后怨恨,与卫宝通书,教他设法还京。王莽不同意。王宇与妻兄吕宽等人私下商议,用迷信的手段想令朝廷归政卫氏。但吕宽夜间在王莽门第上洒血时被发觉逮捕,在狱中自杀。王莽奏请杀了儿子王宇,宇妻因怀孕待产后才杀。王莽因此诛灭卫氏,穷治吕宽之狱,连引郡国豪杰素非议己者,还株连敬武公主(元帝之妹)、梁王立、红阳侯立、平阿侯仁,逼其自杀。“死者以百数”。王莽还为此写书,宣扬治子之罪乃公而忘私,以戒子孙;其爪牙还奏请以此书发行全国,令学官以教授,使官吏能了解此书旨意。
   吕宽案件结束后,王舜又重提陈崇之建议。爪牙们煽动“民上书者八千余人”,都要求照陈崇建议办。于是元始四年(公元4年)四月,拜王莽为宰衡,位上公。王莽还刻了“宰衡太傅大司马印”,高踞于公卿之上,出入威仪与众不同。
   【九锡】
   这时,王莽奏起明堂、辟雍、灵台,为学者筑舍万区,作市、常满仓,制度甚盛。立《乐经》,益博士员,经各五人。征召经学人材,及懂得逸《礼》、古《书》、《毛诗》、《周官》、《尔雅》、天文、图谶、钟律、月令、兵法、《史篇》文字之人。“网罗天下异能之士,至者前后千数,皆令记说廷中,将令正乖谬,一异说云。”
   群臣奏请加赏王莽。元后允,诏议九锡之法。元始五年(公元5年),官民因王莽不受新野田之赐,“而上书者前后四十八万七千五百七十二人,及诸侯、王公、列侯、宗室见者皆叩头言”,要求加赏王莽。王莽上书说,自己德薄位尊,力少任大,常恐不能称职,现在天下“治平”,乃元后之德,同列之功,非自己之能,拒绝加赏。但他还是受了九锡,权势大异于群臣。
   【称帝】
   乐陵侯刘庆上书说,现皇帝年幼,应让王莽“行天子事,如周公”。群臣都说应如此。这时平帝病,王莽作策,愿以身代,藏策于金縢,置于前殿。这是诈依周公为武王请命而作金縢的故事。不久,平帝夭亡,要选继位者。这时元帝世绝,便在玄孙中选了个最小的子婴,年仅二岁,“托以为卜相最吉”。
   这时有人奏说武功长孟通浚井得到一白石,上圆下方,有丹书著石,文曰:“告安汉公莽为皇帝。”公卿上奏元后被呵斥说:“此诬罔天下,不可施行!”王舜从中斡旋,向元后解释说,这事阻挡不了,王莽不敢有其他想法,“但欲称摄以重其权,填服天下耳”。元后无可奈何,只好应许,诏令王莽“居摄践祚,如周公故事”。于是群臣奏请王莽摄政“皆如天子之制”,并于次年改元“居摄”。不久,王莽便以子婴为皇太子,号曰“孺子”。
   居摄元年(公元6年)四月,安众侯刘崇鼓动刘氏宗室起而反对王莽,从者百余人,进攻宛城,不得入而败。天下反莽自此始。刘崇的族父刘嘉诣阙请罪,获赦,乃奏颂王莽功德,骂刘崇为乱,而肯定王莽对刘崇镇压。王莽大为高兴,封刘嘉为帅礼侯。这时群臣又说,刘崇谋逆是因为王莽“权轻”,应提高王莽的权位才能镇服全国。于是元后命令王莽进见她时自称“假皇帝”。
   居摄二年(公元7年)九月,王莽镇压翟义后,自以为威德日盛,获得天人之助,“遂谋即真之事矣”。这年广饶侯刘京等人奏符命“摄皇帝当即真”等,说是天意所归。于是王莽对元后说:我向您报告时,自称“假皇帝”;而我号今天下,天下向我言事,就不必言“摄”了。十一月,改居摄三年为初始元年,以应天命。这时官民都知道王莽奉符命的旨意,爪牙们开始认真议论和建议,王莽“即真”提到日程上来了,公元9年废孺子婴,自立为帝,改国号为“新”。
周礼改制
   周礼改制的主要内容
   (1)“更名天下田曰王田”,私人不得买卖,用恢复井田制的办法来解决土地问题。
   (2)改奴婢为“私属”,亦不得买卖。
   (3)实行“五均六莞”,即在国都长安及五大城市设立五均官,政府管理五均赊贷及管理物价,征收商税,由政府经营盐、铁、酒、铸钱和征收山泽税。
   (4)改革币制。
   (5)改革中央机构,繁体货泉横列拆开即“白水真人”调整郡、县划分,改易官名、地名
   (6)改变少数民族族名和首领的封号。
   周礼改制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: 首先王莽改制期间出台的一些政策违背了客观规律。 如“王田制”,将全国土地收归国有,并按井田制重新分配。在这里王莽着意于立即消除土地兼并,初意未始不善,但这一政策违背了当时封建土地私有制的发展规律,这就注定了它的失败。结果,既没有能力兑现无田者可按标准受田的承诺,又危机官僚大地主的特权利益。再如币制改革恢复已被历史淘汰的原始货币,直接违反货币发展规律,徒增货币流通的障碍。 其次改革过急过速,容易采取一些过头的政策措施而损害大多数人的利益,致使改革失地社会基础。 如王莽将奴婢改为“私属”,并禁止奴婢买卖,本意是要制止奴婢数量的扩大,解决社会上日益严重的奴婢问题。但这项措施也遭到了上自蓄奴之家,下至失地之民的反对,因为禁止奴婢买卖,既触犯了官僚、豪富的利益,又使失去土地而无路可走的农民断绝了一条卖身为奴的生路。 第三王莽还采取行政手段,对不恰当的改革措施强制推行,引起普遍不满。
   地皇三年(公元22年),王莽见四方农民相继起义,王匡,廉丹等数战不利,知天下溃畔,事穷计迫,乃议遣风俗大夫司国宪等分行天下,除井田、奴婢、山泽、六筦之禁,即位以来诏令不便于民者皆收还之,事未及行而舂陵兵起,新朝灭亡。
绿林赤眉
   赤眉军无盐大捷天凤4~5年(公元17~18年)全国性的农民大起义在三个地区爆发:在今湖北西北有王匡、王凤领导的绿林军(因以绿林山为基地而得名);在今山东东部和江苏北部有樊崇等领导的赤眉军(因义军均将眉毛涂红而得名);在今河北一带则有大小数十支起义队伍,其中最大一支称为铜马军。
   地皇二年(公元21年),新莽荆州牧发兵2万人进攻绿林军,绿林军击败莽军,部众增至数万人。次年,绿林山一带发生疫病,起义军分兵转移,一路由王常、成丹率领,西入南郡,称下江兵;一路由王匡、王凤、马武率领,北上南阳,称新市兵。新市兵进攻随县时,平林人陈牧、廖湛率众响应,又称平林兵。绿林军起义爆发后,西汉宗室刘玄投奔平林义军,为安集掾。南阳大地主刘演、刘秀(汉光武帝)兄弟部署宗族、宾客,组成一支七八千人的队伍,称为舂陵军。舂陵军后与下江兵合纵。绿林军于公元23年拥立比较懦弱的汉宗室刘玄为帝,恢复汉的国号,建元更始,史称更始帝。同年,绿林军在昆阳(今河南叶县)以少胜多,歼灭了王莽军队的主力;九月,顺利攻取长安。从而结束了新莽政权的统治。十月,刘玄北都洛阳,次年又移都长安。
   更始政权进入长安后,刘玄生活腐化,昼夜宴饮,其亲信赵萌专权恣肆,起义军将领因而离心离德,各谋出路。刘玄亦不愿与赤眉军合作,双方矛盾重重。公元25年,赤眉军立15岁的西汉宗室刘盆子为帝;随即顺利攻占长安,刘玄投降,不久被绞死。
新朝战争
   【昆阳大战】
   公元23年,新朝皇帝王莽的大军与汉朝宗室、以后东汉的开国皇帝刘秀在昆阳(今河南叶县)爆发了一次中国历史上著名的,决定着未来历史进程的战役——昆阳大战。
   王莽末年,天下大乱.绿林兵、新市兵、赤眉兵、平林兵、铜马兵、下江兵等各路义军纷纷揭竿而起,汉朝宗室刘秀等也在南阳起兵。于是王莽以司徒王寻、司空王邑为大将,征集大军四十多万,号称百万。同时征召通晓兵法的六十三家为军吏.以身长一丈、腰大十围 的巨人巨毋霸为垒尉,又驱使诸多猛兽虎、豹、犀、象等助威,其余旌旗、辎重千里不绝。 “自秦、汉出师之盛,未尝有之。”真是倾全国之力,试图一鼓而平天下。而刘秀方面,守昆阳城者八九千人,加上所调援军不过一两万人,二者军力悬殊。但是战役中,刘秀利用王寻、王邑轻敌懈怠的弱点,以精兵三千直接突破王莽军队的中坚,乘锐猛击,大破敌军,王寻被杀,王邑仅与数千人逃回洛阳。于是关中震恐,海内响应,旬月之间遍于天下。
   《资治通鉴》记载,战役进行时,“会大雷、风,屋瓦皆飞,雨下如注,造滍川盛溢,虎豹皆股战,士卒争赴水溺死者以万数,水为不流”。这表明天时对新朝败汉军胜取了重大作用。然而气候对两军应该是相同的,为什么结果却有天壤之别,《东观汉记》和《后汉书》里都记载了这样的神奇现象:“夜有流星坠营中,昼有云如坏山,当营而陨,不及地尺而散,吏士皆厌伏。”夜里有不祥的流星坠落到了王莽的军营中,而白天呢,竟然有像崩塌的山一样的云朵,朝着营地飘落直下,在离地面很近了才散开,军官和士兵都吓得趴在了地上。“云如坏山”这对于军队来说,是全军覆没的凶兆,按照古代占卜的卦辞说,“营头之所坠,其下覆军杀将,血流千里。”可以想象这对于很迷信的莽军来说,打击是巨大的。这个不寻常的因素促使王莽的军队最终兵败如山倒.进而导致新朝政权势不可挡地土崩瓦解。
   【蓝乡之战】
   新莽地皇三年(22年)十二月,在绿林农民起义战争中,绿林军大破王莽官军于蓝乡(今河南泌阳境)的一次袭击战。
   是年十一月,绿林军新市、平林、舂陵三部联合攻克棘阳(今河南南阳市南)等地,后因刘縯率舂陵兵急欲攻宛,被南阳郡守甄阜、属正梁丘赐军击败,被迫退保棘阳。甄阜、梁丘赐留辎重于蓝乡,乘胜率精兵10万南渡潢淳水(位于今河南唐河城西),临近沘水(位于今河南泌阳境),在两川间扎营,企图一举扑灭义军武装。是时,由王常等率领的下江兵5000余人,已从南郡(郡治江陵,今属湖北)转战到宜秋(今河南唐河东南)。十二月,新市、平林,下江、舂陵四部合兵,士气大振,对甄阜、梁丘赐军发动全面进攻。义军兵分六部,乘夜袭击蓝乡,一举劫获甄阜军全部辎重,并堵住其退路,从东南、西南两面夹击其主力,甄阜军败逃。义军追至潢淳水,歼灭2万余人,斩杀甄阜、梁丘赐。此战,义军大获全胜,使绿林军的反莽斗争进入了新阶段。
   【成昌之战】
   新莽地皇三年(22年)冬,在赤眉农民起义中,赤眉军在成昌(今山东东平西)击败王莽太师王匡部10余万人的作战。
   是年,樊崇义军已发展至l0余万人,直接危及王莽的统治,王莽不得不筹集兵力加紧镇压并把重点指向东方。四月,王莽遣太师王匡、更始将军廉丹率精兵10万进剿樊崇义军。樊崇闻讯,命士卒朱红涂眉,以便在作战中识别敌我,故称“赤眉军”。王莽大军东进,沿途烧杀掳掠,民众义愤非常。当时流传的歌谣“宁逢赤眉,不逢太师,太师尚可,更始(指更始将军廉丹)杀我”,真实地反映了人民群众对赤眉军的支持和对莽军的仇恨。十月,王匡率军进抵无盐(今山东东平东),击败据城举兵响应赤眉军的索卢恢部万余人。是时,赤眉别校董宪部正活动在无盐西南的梁地(今河南东北部)。王匡恃强急战,率大军南下,欲一举击破董宪部。恰在此时,樊崇所率赤眉军主力已进至无盐附近的成昌。莽军出无盐不久,即与赤眉大军相遇于成昌。首次交兵,王匡、廉丹被歼万余人,惨败而逃。赤眉军乘胜追击至无盐。王匡仓皇逃奔洛阳,廉丹拼死顽抗。赤眉军斩杀廉丹及其部下校尉20余人,大获全胜。
历史评论
   东汉班固(32~92年)字孟坚在《汉书》中云:王莽始起外戚,折节力行,以要名誉,宗族称孝,师友归仁。及其居位辅政,成、哀之际,勤劳国家,直道而行,动见称述。岂所谓“在家必闻,在国必闻”,“色取仁而行违”者邪?莽既不仁而有佞邪之材,又乘四父历世之权,遭汉中微,国统三绝,而太后寿考为之宗主,故得肆其奸惹,以成篡盗之祸。推是言之,亦天时,非人力之致矣。及其窃位南面,处非所据,颠覆之势险于桀、纣,而莽晏然自以黄、虞复出也。乃始恣睢,奋其威诈,滔天虐民,穷凶极恶,流毒诸夏,乱延蛮貉,犹未足逞其欲焉。是以四海之内,嚣然丧其乐生之心,中外愤怨,远近俱发,城池不守,支体分裂,遂令天下城邑为虚,丘垅发掘,害遍生民,辜及朽骨,自书传所载乱臣贼子无道之人,考其祸败,未有如莽之甚者也。昔秦燔《诗》、《书》以立私议,莽诵《六艺》以文奸言,同归殊途,俱用灭亡,皆炕龙绝气,非命之运,紫色蛙声,余分闰位,圣王之驱除云尔!
   夏言(1482-1548)《申议天地分祭疏》有云:“用《周礼》误天下者,王莽、刘歆、苏绰、王安石也。”
   霍韬(1487-1540)《与夏公谨书》有云:“王莽之学,一传而得宇文泰,再传而得王安石。然而安石惟能行泉府一法而已矣。盖泉府之政,即桑弘羊均输之政也。安石行焉,遂致元丰熈宁棼棼如也,犹不如宇文泰焉。宇文泰为大冡宰,尽行《周官》之法,其嗣遂为周天王,然犹不如王莽。法行《周官》,身为宰衡,遂上兼舜禹而宅帝位。故曰:敢用《周礼》王莽其上也,宇文泰其次也,王安石其下也。”
近代评论
   鲁迅先生曾表达过一个观点——一个朝代越短,史书上它往往越黑暗。因为它还来不及为自己写历史,只能等到下一王朝——往往是它的敌人(如秦与汉)——来为其修史,“黑暗”自是难免。因此,对于《汉书·王莽传》——这篇推翻王莽而建立的东汉朝的著作,尤其不能尽信。王莽之成败,由当时社会状况和客观规律决定是无疑的,但他个人的思想性格,也是绝对不可忽略的因素。一个人的性格又决非与生俱来,而是在后天由其独特的生活环境与成长经历造就的。据《汉书·王莽传》等史料对其生平的记载(价值无涉,只看事件),笔者有理由相信:王莽是一个极端虔诚甚至于顽固的儒教(谶纬横行的西汉儒学,称教似也合适)信徒,他的成败,是他所信仰的儒学思想体系不能单独成为国家统治思想的充分体现。
   王莽生于汉元帝初元四年,降生于西汉最煊赫的家族——王氏家族。他的姑母已被立为皇后,伯父王凤权倾朝野。河平二年莽的五位叔伯同日封侯。但这对王莽并没有什么好处。莽父兄早逝,未及封侯,孤儿寡母相依为命。众人皆贵,莽独无爵。可以想像他在这样一个家庭度过了怎样的童年。也许一次次的教训让他懂得了何谓尊卑,让他学会谦卑循礼,也让他知道了位居人下的感受,这一点也许可以解释他善于笼络人心的原因 。因为他没有任何引以骄奢的资本,他只能学会生活俭朴,勤奋好学。他曾跟从陈参学习《礼经》。儒家的孝悌恭谦礼让仁爱非常适合他在家族中的地位;且西汉儒学得到空前的推崇,鸿儒学者受到社会的充分尊重,甚至会被王侯征召为官,学问上的造诣也许可以与叔伯兄弟的高官显爵建立一丝平衡,使莽在家族中保持一个有尊严的地位。这两点也许是王莽勤身博学而闻名远近的内在原因。总之,入仕前的环境和经历,已使儒家的价值体系、伦理道德以及行为准则在他心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,成为其终身不渝的信仰。
   儒家是要积极入仕的,是要“知其不可为而为之”,尽一切力量实现其政治理想的;同时,儒家又是及力宣扬恭谦礼让的,或者说是压制内心欲望的表达的。这两种看似矛盾的思想在王莽身上得到了完美的统一,从而形成了他看似虚伪实则虔诚的独特性格。正是这一独特的性格决定了是王莽而不是张三代汉称帝,也决定了称帝之后他会采取一系列火上浇油的政策来自取灭亡。
   经过几百年的独尊儒术,儒家的道德伦理已成为全社会公认的道德标准。王莽的种种行为由于符合这一标准,而赢得崇高的声望——在世周公。民心所向成为他登上皇位的重要条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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